在访谈中，作为「厦门大学法语系的开拓者」、「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法语教学的负责人」、「莫迪亚诺研究专家」……冯寿农教授从他的个人经历与学术生活等方面，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国情怀，他在法语事业“二次创业”的经历。潜心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世界里，冯老师也讲述了他与文学与文艺批评、跨文化研究的情缘。同时，也对法语系学生要如何自我提升、留学后归国还是定居国外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人物介绍

冯寿农，二级教授，文学博士，法语语言文学硕士生导师，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原厦门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现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法语教研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语言与文学、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与文论、跨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翻译作品有《人间的食粮》、《包法利夫人》、《时情化忆》和《替罪羊》等，是国内莫迪亚诺研究先行者。

国内莫迪亚诺研究的先行者

Q：冯老师，据说您很早就开始研究法国作家莫迪亚诺，您80年代在法国做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研究他的早期小说，一般来说中国学生在法国会选择中法比较文学来研究，是什么促使您选择当时并不足够出名的莫迪亚诺进行研究？对于莫迪亚诺的研究又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A：莫迪亚诺于2014年10月10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翌日晚上我也收来一些朋友给我发来的贺信，祝贺我博士论文所研究的作家获诺奖。因为我早在1986年在法国巴黎八大法文系读博时就选择研究莫迪亚诺，当时我已经36岁， 而莫迪亚诺才41岁。过几天，有人采访我：“你有什么先见之明？”我说：没有什么先见之明。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选择莫迪亚诺的研究。1986年，法国政府每年在中国的高校中挑选十几青年教师赴法进修，我有幸被选中，赴法前要写一个研究计划（projet）。

那个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研究，然而我只有三天时间来写研究计划。在这之前我看了莫迪亚诺两本小说，凭着印象就选择这个作家。来到法国，在面试时，我的导师看到一个外国学生竟敢选择一个年轻的法国作家作为研究计划，非常高兴，同意指导我的DEA（深入学习文凭，博士阶段第一年）论文。那时候，的确，法国也没有多少学者开始莫迪亚诺的研究，我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后来，真的开始研究，我还不知道文学批评方法，读了莫迪亚诺的小说好几遍，也不知道从何入手研究，也有没有什么资料可查。我曾经几次想打退堂鼓，向导师申请换其他作家，但导师坚决不肯。

Q： 在此之前，您有哪些文学知识和理论的积累，让您敢在法国做纯文学的研究？

A：我们这一代是被耽误的一代。我的学术研究起步很迟，还记得1981年我前往北外进修的时候，我们国家财政还不宽裕，教育部请了一位法国语言学教授来京进行语言学、符号学和文体学的培训，各高校派一位教师来参加培训班。因为文革的原因，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接触到外界的语言学理论。一开始我和我的同学都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但我们对理论是如饥似渴，上课用录音机录下来，晚上回到寝室三个人一边听一边讨论，每天都学到下半夜。

第二个月，我们开始能够听懂一部分理论。我记得我们在北外图书馆借到了一本李幼蒸写的关于结构主义的书，如获至宝，当时，还没有复印机，我们三人分工用复写纸抄写。到了第三个月基本都能够听懂了，可惜培训班的课程也快结束了。我们还从法国老师借来好几本语言学、文体学的理论书籍，也是整夜抄，带回去慢慢阅读消化。应该说，这几个月的语言学培训对我后来在法国的学习打下理论基础。

巴黎八大这个大学教学改革非常大胆和创新，那时候就敢于打破院系的壁垒，打通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界限，这些人文学科的硕、博士生都在“文本、想象、社会”这个总研究课题下学习、选课，各个院系的教授围绕这个总题开设最拿手的课程，非常注重培养学生掌握研究方法论。经过一年的艰苦的学习，我掌握了一些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熟悉了法国20世纪思想界的主要流派，并顺利完成对莫迪亚诺小说研究的DEA论文，获得DEA文凭，继续注册攻读博士学位。

Q：那您后来为什么急着要回国 ?不继续在法国读博士？

A：因为法国大学规定：学生获得DEA文凭、注册博士学位后，在法国，就没有课程修了，可以回国边工作，边做论文。但每年都要（托人）注册，连续注册四年，在导师（通讯）指导下学生完成论文写作，就可以来法答辩。因此，我决定回国，一是因为家里有老有少；二是年纪已不小了，还没有学术成果，心急啦！

在法国时，暑假期间我曾在一家很大的（新加坡）“牛车水”餐厅打工，工作非常累，但我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年代，都能吃苦。当时，老板对我的工作和为人评价很高，曾经要高薪聘我，动员我留下来工作。但是我坚定地要回国。

因为我以前在厦大，我曾经喜欢听林兴宅教授的课，林老师曾在课堂上说：“38岁是人生创作黄金时期。如果40岁后写不出东西学术人生就完了。”他的这句话老是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我快38岁，不写就完了。

1988年我回国后连续发几篇论文，1989年我就在《外国文学评论》第四期发表了莫迪亚诺的研究，应该说是国内研究莫迪亚诺最早的重要论文之一。九十年代初，我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莫迪亚诺小说的研究论文，并翻译一些小说。但由于一些原因，我一直拖到1994年才有机会再次出国，关于莫迪亚诺的小说研究博士论文于1996年初才成功答辩。

Q：您在平日的学习中，一直都在跟学生们强调要时刻热爱自己的国家，您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法国的感想？

A：其实，中法学院学生出国，我叫“洋插队”，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的“上山下乡”，尽管那时非常艰苦，非常贫穷，但我觉得：那时的“土插队”锻炼我们的意志，物质的贫穷换来的是后来的精神财富。在后来的人生中，再苦再累都不在话下，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经历了土洋两重插队，对祖国更加热爱，信念更加坚定。在法国读博的许多学生在博士论文的扉页写着：献给我爸爸或妈妈。或献给我的爱人等等，但我是坚定地写着：献给我亲爱的中国！我的导师看了非常欣赏，我对导师说：我年纪这么大拿到博士学位并不容易，我出身贫寒，从小学念到大学都是靠中国政府助学金；从硕士念到博士都是靠法国政府助学金。人要懂得感恩，我要报效祖国，传播法国文化。回顾我将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主要就是做着这两件事。

我有幸退休后继续在人大中法学院任教，我利用这个讲台，经常对人大的学生说：你们能考进人大，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将来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你们出国后要好好学习西方的东西，回来好好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这不是在做政治说教，而是说出我的真心话。现在有些年轻人只懂索取，不懂付出，责任心没有我们这一代强，我一直在课堂上教育学生对社会、对国家要有责任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Q：从您的学术背景看，您不仅涉猎文学、语言学、哲学和文艺批评，同时也进行欧盟的研究，您认为一个法语研究者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方向？如何宽泛而深入地进行研究？

A：我除了文学方面的研究，还进行跨文化和欧盟的研究。实际上，我作为教师，以教学为主，研究为辅；在学术方面，以研究为主，翻译为辅；在研究领域，以文学为主，跨文化为辅。

我的学术生涯从1988年开始，包括写文章和做翻译。刚开始是研究莫迪亚诺。到了90年代，我就开始研究20世纪现代作家，比如纪德、布托、加缪、罗兰˖巴特等。2000年以后，我从事文学评论的方法论研究。2004年，我拿到了一个“法国文学批评史”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通过几年的研究，写成一部约有50、60万字的著作，即将出版。

最近几年，我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学校的硕士或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我发现有些学生做学问不够扎实，比较浮躁。不了解方法论，学文学不懂得文学批评方法，写的论文很肤浅。我这本书出版后，将有助于中文系和外文系的研究生写论文。对学文学的本科生也很有帮助。

Q：您也进行了许多文本的翻译，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翻译的文学作品？您在选择翻译的文本时有哪些标准？

A：我是以研究为主，翻译为辅。文革前国内法语界最出名的学者是北大郭麟阁教授和南大何如教授，我有幸与这两位法语界的泰斗都接触过，1977年曾经在南大听过何先生的“汉译法”课，收效很大；1981年夏郭麟阁教授被邀请来厦大讲学三个月，由我陪同他。我从这两位老先生学到刻苦求学、严于治学的精神。我发现以前的老先生都是从翻译入手，进入研究，而且法语语言和文学研究同时抓。再说，文革后法语界涌现最著名的学者新秀许钧先生也是如此。因此，我开始也是从翻译入手，进入研究。翻译与研究相结合。

记得九十年代初，柳鸣九先生组织了一批中青年译者翻译一批法国新书，非常幸运地交给了我翻译米歇尔˖布托的《L‘Emploi du Temps》，我乐意地接受这个任务。但当进入翻译时，发现非常难译。原著一段一长句，最长的一句有4页多长（约2200词）。我用一年时间译完这本书（题目改为《曾几何时》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翻译应该说是建立在对原著深透的理解上，我翻译后写一篇“译后刍议”，这篇评论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受到专家的好评。

1992年，我接受翻译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当时国内有李健吾1954年翻译的版本，李先生是一位诗人，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厚。他用浪漫主义的文体将这部作品翻得非常美，至今国内读者公认是最好的译本。但是，福楼拜实际上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文字简练平实，追求纯艺术美，特别憎恨浪漫主义那种浮夸的文体。因此，我想中文译本要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回归作家的初衷。我承认我的中文功底不怎么样，但我的译本比别人的译本少了三十多页，少了约有两万字。

Q：除了文学作品和画家列传，您还翻译了勒内·吉拉尔（René Gerard） 的《替罪羊》（Le bouc émissaire），吉拉尔是一位人类学家，在这部书中援引了大量西方神话典故。而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翻译这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A：勒内·吉拉尔是当代西方名闻遐迩的思想家。翻译勒内·吉拉尔的这本书比较难，一开始很多理论我也不太懂，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只好直译其中的内容。第二年假期，我认真阅读这部作品，发现其中的理论非常奥妙。我就《替罪羊》一口气写出好几篇论文，还用吉拉尔在《替罪羊》中的研究方法来评论《西游记》。这些论文当年都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本）收藏。

Q：2015年，您翻译的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的《L‘Emploi du Temps》再次以《时情化忆》的书名出版，您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是如何想出这样一个具备神韵的题目？而您个人是如何看待20世纪的新小说?

A：这本书一开始翻译成《曾几何时》。我当时看了一些台湾的电影，那些电影给了我一些灵感。因为作品的题目是L‘Emploi du Temps，有temps这个词，一定要体现出时间的含义，参考小说的内容和风格，所以，我想到了《时情化忆》。第一版书翻译的名字是《曾几何时》，2015年再版时就改成了《时情化忆》。

翻译非常考验文字。我翻译《时情化忆》，是考验我的法语水平，如果你法语语法不行，你就没有办法拆散那些长句子。我翻译时有时一天才拆散一个长句，然后用中文表达出来。我翻译《人间的食粮》，是考验我的汉语水平，纪德那本书不像小说，也不像论说文，而是一部散文诗，语言非常美，你要用优美的汉语表达出来。我翻译不多，但深知翻译不容易，非常艰辛。

20世纪的文学与传统文学不同。20世纪的法国文学是实验性、革命性的文学，法国人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革命。因此，文学潮流像大海潮水一样，后浪推搡前浪。特别是20世纪的法国，人文领域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出现许许多多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丰富多彩。20世纪的巴黎是世界思潮涌现的中心。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都是从巴黎这个泉眼里涌现，再流向全世界。德国出哲学家，法国出思想家。我国的研究界非常需要法语的声音，过去，许多法国学者的著作是从英语著作翻译过来，由于语言的传译，一些著作、一些理论观点受到曲解。国内愿意从事法国文化研究的人仍然很少，应该培养更多的法语人才，从事法国哲学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

在人大中法学院“二次创业”

Q：您从厦大退休后，为什么会选择在中法学院进行教学？

A：我1976年从上外毕业，1978年在厦大创办了法语专业，从零到有，从弱到强。78年开始招一个班法语本科生，以后隔年招一个班；到90年代，每年招一个班；到2000年后每年招2个班。

从1996年开始，我担任系、院负责人，十分重视学科建设，我带头联合日语、俄语和公共英语副教授创建“外国应用语言文学”硕士点。从2000年开始，法语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我协助厦大中文系建立了文艺学博士点，后招收西方文论方向的博士生。“借鸡生蛋”，为法语系师资培养高层次人才。在厦大三十多年的创业既艰辛也是有意义的。“第一次创业”是成功的。

2010年，我退休了。2012年，我来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我在厦门大学进行过中外合作办学的试点，与贝桑松大学和里昂三大进行学生交换。因此，我在法语教学管理方面积累有较丰富的经验；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也有一定的实践；人大中法学院在苏州，背靠南京和上海，需要他们的帮助，而南大和上外我都去学习过，是我的母校。应该说，我来组建中法学院是一个合适的人。

Q：您认为：中法学院的法语教育模式与国内传统院校有什么不同？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在未来，它的方向是什么？

A : 随着全球化的日趋发展，国际组织已达数以千计；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大，下属的组织也有几十个，基本设立在欧美地区，英语和法语作为工作语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每年为这些国际组织缴纳大笔的会费，相应地也要派往中国官员常驻这些组织内工作。过去，中国基本是派外语院系毕业生，但他们的长处是外语讲得很好，却不懂业务；如果选派懂业务的毕业生，外语又讲不好，特别是法语。因此，这一方面的高端人才非常缺乏，这样，大大影响了中国大国的外交，也影响了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地位和话语权。

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需要，急需培养一大批既懂国际业务，又能讲英法双语的、善于跨文化交际、复合型的高端外事人才，国家教育部于2012年6月批准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中法学院按照“高水平、有特色、国际性”的发展定位，以培养能够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行走的国际性人才为目标。

中法学院目前开设了金融学专业、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和法语专业。这些学生既要学专业，也要学法语，还要巩固英语，即便是法语专业，他们不是语言文学方向，而是“国际财经传媒”方向，他们要学新闻传媒、外贸、经济学以及法律等相关知识。法语只不过是他们将来的一种工具。中法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懂专业、又能讲英法两种外语的国际化高级人才，或称国际公务员（将来他们毕业后能胜任国际组织的工作）。

Q : 您在中法学院的法语教学管理方面采取哪些措施？

A：我来到中法学院后，首先要定位中法学院的法语教学：学生本科四年总修176学分，其中专业课（金融或经济管理）65学分，法语65学分。而在国内其它高校，法语教学基本是两种模式：1、法语语言文学模式，“专业法语”约占95-100学分；2、“二外法语”或称“大学法语”约占12个学分。而中法学院的法语学分65分，应在“专业法语”100分和“大学法语”12分之间。

中法学院的法语应该称为“应用法语”，这就是说，我们的“应用法语”在课程设计上不要像其它院系的“专业法语”那么复杂，要酌情删掉“法国文学课”、“文体修辞课”等类课程；又不能其它院系的“大学法语”那么简单，要增加视听说一类的课程和法国文化课程；在教学上也不能像专业法语那么精讲细作，但也不能像“二外法语”那么“粗枝大叶”，“应用法语”重在“应用”，介于两者之间，要制定它特殊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

于是，我制定了法语教学目标：即学生通过两年的学习，夯实学生的法语基础，使学生掌握“听说读写”技能和交际能力；能听懂中等流速的话语，基本能与法国人能交流；顺利地通过大使馆的出国考试。然而，我们的教学目标管理不是以应试为目的，而最重要的是使学生熟悉法语语法，掌握表达技能，了解法国文化，培养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以便学生出国后能立即适应法国高校的学习，听懂业务法语授课。

Q：您在中法学院的法语教学主要做哪些事？

A : 我来中法学院5年来主要做两件事：1、建立一支法语师资队伍，特别是中国教师队伍；2、搞好法语教学管理：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法，选择教材，确定课时，安排教师等。

在师资建设方面，我非常重视新教师的岗前培训。岗前的培训当作学院制度化的一件措施。每学年初，我提前来苏州，给新招聘的青年教师培训，教授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和实践。

在平时教学中，我们加强督学制度，听课制度，互相听课，老教师带新教师，手把手地教他们怎么上课，教他们如何备课、如何写教案、如何安排课堂时间，特别是要教他们每门课的重点是什么，课堂上师生如何互动、如何活跃课堂等等。

目前，我们拥有42位法语教师，其中中国教师23位，法国教师19位，在数量上，可能占据全国第一位。这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非常团结的年轻的教师队伍。

Q : 中法学院的法语教学有哪些特色？

A：我们采取的教学法是国内外多年来流行的外语“交际法”。这个教学方法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用法语思维的语感，重视提高学生用法语的交际能力。此外，中法学院采取小班教学，每班低于22人。这样更便利于课堂上师生互动，练习口语。

中法学院的教学的一大特色是中法教师的配合教学，一起办公，一起备课。在课时的分配上也进行相应的改革：一年级教学重语言基础，以中国教师为主；二年级教学重交际表达，以法国教师为主；四年级课时中外教师评分秋色。

中法学院在法语教学上非常重视教材的选择和教材的建设。中国教师用“综合法语”，法国教师用“Alter-ego”。中国教材通俗易懂，语法讲得清楚明了；而法国教材重视现代法语和口头表达，各有千秋，取长补短，互得益彰。

Q ：这几年中法学院法语教学水平如何？取得哪些成绩？

A：数据最说明问题，我们来看看历年出国等级考试成绩比较：

从历年成绩比较图可以看出，中法学院法语出国等级考试成绩一年比一年好，今年达到C级（17.41%）和B2级（63.22%）的百分比为历年最高。这两项（C和B2）总和比去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80.63：70.99）。

此外，中法学院法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也逐年提高：
－2014年高于全国总平均分11.29分，通过率93.3%，优秀率8.9%；

－2015年高于全国总平均分14.5分，通过率96.9%，优秀率50%，其中，曲梓悦同学更是拿下92分的高分；

－2016年的法语专业四级考试更是再创辉煌，取得了更加优异的成绩。平均分达到71.62分，高于全国总平均分20.49分，通过率达95%，优秀率达51.4%。

全国高校专业四级（TFS4）统测成绩可以检验我院的法语水平与国内法语教学接轨。这两项成绩说明了中法学院的法语教学质量是好的，中法学院的办学是成功的。

采访：刘亦凡、寇萌
文字：冯寿农老师、寇萌、沐橙园
校稿/建议：冯寿农老师
编排：沐橙园、Yolanda
部分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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