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蔡槐鑫教授，复旦大学法语系教授，深耕外语教学三十余年，长期负责中法高层次交流的翻译工作，法兰西学院金棕榈骑士勋章获得者。 其独创的“蔡氏教学法”旨在通过几个月到一年内的学习，确保每个学习节点都极其有效，学生学成之后具备真正的实用外语能力，既能完成高层次国际交流工作，也具备顺利考入海外高水平院校继续深造的水平。

我于1955年出生，在上海长大。但实际上我出生于浙江临安，但是后来由于我要去法国留学，需要办理公证书，由于公证人员的失误，以至于以后我的出生地一直被记录成了上海。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情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但两件事我记得比较清晰，第一个是当时三年自然灾害，食物供应不足，肉食是必须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才能吃到。大家都比较饿，特别小孩子更饿。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有许多政治游行，当时有一次大概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入侵多米尼加”。我们当时放学之后就去来到上海的大马路上跟着大人们去看热闹了，那时候我家是住在卢湾区（现在的黄浦区）。开始的时候我们跟着有轨电车轨道一直走，结束的时候呢，也跟着有轨电车轨道走回来。我家是在卢家湾，但是回来的时候方向却走反了。我一个人就走到十六铺了，完全迷路了！当时我都快急哭了。然后一个不知道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的年轻人过来问我，了解情况后就带我坐车，一路送回到家门口交给我爸爸，我爸爸都来不及谢他就走了（当时流行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我到现在还是很感谢他，如果没有他，当时走丢了，被拐卖了，就没有现在的我了，没有现在的复旦大学的教授了，也没有蔡式教学法了。

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 我们小学毕业以后，后面还要读四年中学，当时文化大革命，初中和高中合并为四年。四年之后就可以毕业了，走向社会工作了。我哥哥是68届初中毕业生，我四年初中毕业时，他已经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了。但是到了我们这一届呢，政策有点松了，上海中学毕业生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上山下乡了，当时我们这一届分配工作的新政策是，家里只需要一个人上山下乡，第二个孩子就可以留在父母身边，进上海的企业单位工作，因此我就可以在上海工厂里工作。

但也有一些同学他们应该上山下乡，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也想留在上海。所以如果我去读书，就可以多出一个留上海的机会给其他同学，这在当时是非常诱人的。因为当时我读书成绩较好，可能老师觉得我走读书这条路比较好，或者也是想留出在工厂里工作的机会给其他同学。当时老师就问我：有读书的机会，你想去吗？我也没怎么考虑就说：想啊！当天下午，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好多不认识的人，后来我知道他们有的是从复旦大学里来招聘的老师，有市里区里来的领导，还有英语老师、法语老师，也有工、军宣队的代表，十多个人构成了一个评委。他们问了我几句简单的英语之后，就问我愿不愿意学法语。我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去呢。所以我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指派进入到复旦大学学习法语。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他们的指派我学法语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入学后的第一次大会。一开会的时候，我们学校领导就要说：你们这批大学生，要好好端正思想啊！好好学习啊！不要以为进了我们这个外语培训班，就是 “屁股上冒烟，银幕上见”。 所谓的 “屁股上冒烟”，就是指我们将来陪外宾做翻译，要坐小轿车，当时的小轿车都屁股冒烟。在当时有一辆自行车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了，能够坐上小轿车，那是更不得了。 “银幕上见” 是说每当国家领导人接见重要外宾，都会拍成新闻短片，我们作为翻译陪同也会出现在银幕上。那时电视很不普及，很多新闻报道都是在放电影之前放一段新闻时事，所以我们称之为“银幕上见”。在进校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些，我是在这政治思想教育大会上了解到这些信息的。工作可以“在银幕上见”，可以坐小轿车，接待外宾，经常小轿车送来送去，当时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

根据当时的要求，学生要先进入到工厂、农村和部队里面学习两年，所以我就被安排到了崇明的东风农场，一边进行生产劳动，一边进行外语学习。在农场的学习生活非常的规律，上午很早起床进行军训，然后早餐，上课，吃午饭和午休，下午要去农场里劳动，晚上回来进行政治学习。

刚来到农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对周围充满了好奇，于是就互相聊天，想要去了解对方。我记得有一天，有些同学向我凑了过来，突然问了我一堆，类似“你会弹钢琴吗？你会拉小提琴吗，你会唱歌吗”的问题，然后我回答说我都不会。当时我也没太在意，但是没过几天我就突然发现寝室里突然没什么人了，只剩下寥寥几人，一问才知道，其他人都去参加像体育活动、音乐活动之类的活动去了。确实，我们班里当时有不少多才多艺的同学，有的球打得非常好，有的歌唱得好，有的跳舞跳得很好，我们的一个同学甚至还会作曲，正是他作词作曲创作出了我们的班歌。而我没有什么比较擅长的活动，寝室里面也没有电视，出了寝室外面一片漆黑。所以也就没事情可以去做，就想着与其闲着，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学习法语吧。

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成绩突然变好了，成为班上最好的几个同学之一。然后我就开始总结经验，发现如果我们要学好一门知识，那么一定要集中自己的精力，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让中国开始进入了学习外语的一个高潮，而实际上，早在1970年，就已经开始提倡学习外语了，当时的广播每天都有英语课。那时的我和几个比较喜欢学习的同学，就计划着要去买台收音机。因为条件有限，最后让人组装了一个，然后我就通过收音机，去听一些教授英文的课程和英文的广播。我觉得当时我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坚持，坚持着把整个课程全部听写下来。虽然这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现在我所使用的英语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来的。也正因为当时我英语学得比较好，坚持了下来，所以被我的老师推荐到了复旦大学去学习法语，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中学的时候，我在班上的总体水平，也只是一般，有很多人比我聪明得多，但因为家庭出身，整体学习环境等各种各样原因，最终没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因此，我非常有幸地被选中了去学习外语，也没有进行选拔之类的考试，就直接进入了复旦大学法语系，这是让我感觉很幸运的一件事。

当时我们一个班有35个人，只有一个老师。而且整个班里，也只有老师那里有一本词典，所以在我们学习过程中遇到有不懂的词汇的时候，很难做到及时的查询，很不方便。这个时候我就找到了我中学的一个老师，他的哥哥当时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我就专门拜托他，从香港给我带了一本词典过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除了我的老师以外，我是整个班里第二个拥有词典的人。于是几乎所有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有不认识单词的时候，都会来找我，向我借用词典。所有的同学都来，词典在每个人之间不停的转手，这样就很麻烦，然后我们就商量，把不懂的单词交给我，先让我来查，然后由我告诉他们，一段时间下去，我就发现原本他们要求我帮忙查的东西，他们倒不一定记住，而我却记住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雁过拔毛”吧。因此我说帮助别人，也就是在帮助自己；其次呢，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不懂的事情，不仅需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更要自己亲自经历查阅的过程。就像查字典的这个过程，看似无用，但往往也能加深我们对这个词的印象。

学习的第一年，我们需要到农村住到农民的家里，去向他们学习，同时还要进行法语学习。有很多同学就跟老师反映说，我们学的是法语，怎么跟中国的农民扯上关系呢？老师批评了我们，说道：你们要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农民是法国农民，该怎么和他们去交流，也许他们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很多差别，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的。从这里开始，我就在想，外语学习是不是可以从应用场景这个角度去钻研。我们想象各种不同的场景，然后把可能会用到句子做出来，然后让老师帮我们改正，这也是我想到的。怎么让我们在学习阶段就开始去应用法语去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从这些场景里面学到尊重，学到礼貌，学到一些场景可能会应用到的知识。

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除了学习法语，还要在田里劳动、进行政治学习。要知道，那个时候入党是非常难的，必须在劳动和政治学习方面表现得非常好。而法语学得好、业务干得好是不算数的，属于“白专”，我们班一共35个人，只有2个人入党。当时，我就在想，我们是来学习法语的，为什么要劳动、要入党呢？有的同学劳动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没有话足够的时间学法语，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称他们为“劳动党”，虽然这位同学最后入了党，但法语学习毕竟受到了影响，法语成绩没能名列前茅。 现在看来，我当时是把这些方面对立起来了，实际上，能够在多个层面之间能够找到平衡，是一个人能否真正成功的必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些同学的法语当时没有下特别多的功夫，但他们的思想确实经过了历练，在政治方面比较积极，在劳动和管理上比较有能力，后期他们法语语言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毕业了以后，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了大学教授、校长、律师、甚至亿万富翁和全国政界知名人士。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个劳动委员，当时的法语并不好，后来进步得很快，因此他成为了名声在外的律师，成为中国商务部在布鲁塞尔的特聘律师和顾问，在中央电视二台财经频道频频现身。可见，外语学习是可以后天弥补的。还有一个同学，虽然学习法语上化的时间不多，但他“兴趣在外”，在工作中巧用法语，最后实业也非常成功，成了亿万富翁。也有的同学凭借过硬的法语水平在外交部和其他部委办供职，表现都极其出色。

从1978年开始，我开始留在复旦大学任教。我一边继续学习提升自己，一边开始教授基础法语课程。1984，年我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考试并顺利通过，获得了作为教师公派去法国进修的机会。在此期间，我在法国取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到了法国之后，因为本身的法语基础比较好，听、说和平时交流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相较而言很多同期进来的其他学校的教师则并不那么顺利。刚到法国时，居住是很大的问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找房子是非常困难的。还好，有个法国朋友——一位法国的共产党人接纳了我，而且这一住，就是整整两年，期间他并没有收取我任何的房租。当时我们每个公派生都有五百法郎的住房补贴，这位朋友替我签字，却把钱交还给我，他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心存感激，现在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我也曾多次邀请他到中国做客。也正是和他那段时间的相处，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法语不止是一门书面上的语言，而是一门生动的，像中文一样的富有生命律动的语言。也是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语言即使再怎么千变万化，他的基本盘，那些词汇，句子，语法和句法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法语中最基础的东西，即使我在中国已经学习多年，在法国学习的这两年还是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法国两年期间，我住在法国人家里，基本上以跟法国人交流为主。通过对他们文化的了解加深、阅读他们的报刊、看他们的电视，我的法语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同时，我也要求法国朋友们帮我改正，这在语言学习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开始跟法国人交流的时候，经常犯错，动词变位、阴阳性、时态等各方面，都可能会错。如果你跟外国人待的时间不长，法国人一般没有时间帮助修改，但这也并不影响双方交流，所以说语言是非常宽容的。我们只要在特定的场合里面，说一些和我们想说的内容搭边的语句，即便是错的，外国人也能够理解，只有长期的亲密朋友，他们觉得在你过多的错误语句在交流中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才会提出改正。正是在我法国朋友不断地修正当中，我提高了法语正确率。

为什么我总是强调中国学生去海外留学之前，最好把外语学得比较好再去呢？因为如果你的语言非常差，对方几乎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听得累了就走掉了，不跟你交流了。如果你外语说得好一点的话，基本上能够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那么，对方就会有跟你交流的欲望，有的时候用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就帮你改正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同学甚至老师，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没有跟当地人多交流或者关系不是很深，他们也没办法帮你改，所以语言错误永远存在。回到国内工作的时候，做一般的翻译和老师是可以的，但是碰上对外语要求高的情况下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要去国外读书，并且国内有条件的话，先把外语学好了再出去。

当时我就读于巴黎第三大学，算是班上比较好的学生之一，老师要求的作业我从来都是尽全力认真完成。比如说，面对一份调查作业，我和法国朋友实地去了一所中学，做了大概200份的调查，得到了老师的专门表扬。还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在法国的世界法语杂志上发表。总体来说，在法国学习的过程当中并没有遇到很大的语言困难，但是我在听课的时候，就发现法国的外语教学法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所有的教学法都在讲老师应该教什么，应该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教，但是无法考虑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微观的细节问题。如果有二十个、三十个学生，怎么样让老师及时地知道每位学生的每一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呢？法国的外语教学法无所回答。

其二，有时候我听一些同学的发言，他的口语发音确实也像法语，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也非常好，但是，往往会出现听他说话的人不理解他在说什么。后来，实在没办法，老师就让他用英语再说一遍，大家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的。在法语教学中，我也感到，有的时候一个学生说得非常流利，但是说出来的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和他的本意有差距，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

其三，在法国我就跟老师讨论，现在的所有外语教学，都要求上课的时候用目标语讲，在法国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学生有的来自墨西哥、有的来自日本、有的来自中国，有的来自非洲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等，他们除了法语以外，没有任何可以共同交流的语言，这个情况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有差距的， 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人的母语利用起来呢？如果一个学生想表达自己的思想，让我们来改正，那我们就让这个学生用汉语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然后他再说法语，那样我们就知道他说得好不好、对不对了，这样就可以避免“他说得流利，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问题。

其四，我们在法国学了很多的手势和肢体语言，有时候也直接用目标语来进行表达，但是呢，我们的学生水平还是太低，学的东西深入不了，简单生活是可以的，但是要谈一些文化历史以及高层次的谈判和交流，就出问题，这是外语教学的瓶颈。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外语教学都像鲁滨逊漂流记一样，旨在教会星期五说一些简单的东西，复杂东西说不了，这也是西方外语教学法遇到的一些共同难题。所以，我在法国就想，回到国内以后一定要对这些东西进行改变，一定要找到符合中国特点的教学方法。

1987年10月1日，我从法国进修回来，回到阔别了两年的复旦校园，继续担任大一和大二的部分法语课程教学。1988年，应法国总领事馆邀请，我前往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接待法国来宾。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我进入领事馆的时候，我出了一身的汗，因为我发现整个房间里全部都是上海法语界最知名的人士，只有我一个年轻人，这让我感觉很荣幸也感觉非常惶恐。但是在很短时间之后，我就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两国学者交流的主要内容都是在回忆过去，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经历，有的学者一边说一边流泪。我们的国家在那段时间对高级知识分子也许真的有一些做错的地方，但是他们一直都在讲这个问题让我感觉有些奇怪，毕竟那个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国家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应该多看看未来。第二、我发现他们在用法语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基础性的错误。这些上海法语界的泰斗人物，很多都在法国留过学，他们的法语水平和他们的身份非常不相符。所以我就在思考，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学生，不在这些基础的内容上犯错误，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多说、多写、多改，把错误消灭在萌芽时期。同时我也发现，他们有时候并不是能够很清楚的向外国人表达他们的想法，想说的东西和最终说出来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个晚上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随着这个交流的深入，我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受到了很多正面的评价和殷切的鼓励。

在复旦教学的同时，我还做了很多的翻译工作，接触了许多法国和法语国家政府代表团、总统、总理、议员、银行家、艺术家、体育明星等。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如果想要成为很好的沟通两种文化的使者，拿到比较高的工资，至少需要三点能力：

第一，外语要非常好，完全能够听懂别人所说，潜台词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这个是有规律可寻的，只要我们把外国人的说话、发言录下来，多分析几次就知道了。

第二，专业要了解，要背专业的单词和表达，不仅是外文的，汉语的也在内。

第三，要临时抱佛脚，准备好了以后一定要在翻译之前的前两天或一天，做充分的准备。我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去帮常熟一个电缆厂翻译，连中文的内容和表达是什么都完全不清楚，所以，前一天我就到这个电缆厂去，好好地去请教技工师傅，然后列张清单，第二天翻译起来就非常容易，谈判也是这样。还有我们要去帮银行翻译，银行里面的一些术语，都要知道。我总告诉我们的学生，到外面去做翻译，一定要弄张清单，万一老师不在场，他们可以拿着清单跟外国人比划，也能解决一些问题。这是企业界喜欢用我们复旦学生的原因之一。

讲起成功的案例呢，不得不提起尚雯婕。实际上回想起来，在一年级的时候，尚雯婕在上课时投入的精力不是很多，玩心也比较大。在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她参加了法国领事馆举办的一个歌唱比赛，靠唱歌得到了第一名，获得了去法国参观游玩的往返机票。对这件事情，我一点也不知情。二年级开学之后，尚雯婕突然找到我说：“蔡老师，我要好好学习了”。我回答她：“啊？你要好好学习了？不可能吧。” 她说在法国的时候，法国人都说她发音不错, 但是说的不流利，跟法国人交流有障碍。她非常渴望能够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要好好学习。我们便做了一个约定，具体内容，以后再跟大家说明。

后来雯婕真的好好学习了，每天拼命努力八到十个小时左右，放弃了休息娱乐时间，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就这样她一个半月就把前面缺失的补了回来。我们补什么呢？大概分成两块：外文变成中文、中文变成外文，重点是中文变外文。像这样雯婕这样年纪比较轻的学生，听力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最主要是中文变成外文，根据外国原版教材的主题，然后加以修改成中国学生所需要的主题，然后再去翻译。就这样雯婕的外语基本功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完全补回来了。

所以我相信，无论是谁，只要想好好学习，肯花一定的时间，再加上老师指导方法得当，就一定可以把之前滞后的学业补回来。尚雯婕在一次采访中，说她是被“群狼战术”虐待过的，我记得不大清楚了。被“群狼战术”虐待过的话，就说明她当时的法语是真有些问题的。但是现在她的法语水平和许多我的学生一样，是全国一流的。后来雯婕做了同声翻译又做了传媒之后，上海能够比过她的人确实屈指可数。

说完了我的个人奋斗经历，再来谈一下何为体面的生活。所谓“体面的生活”，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从收入上来说，能够比同时代的同龄人平均收入高一倍到两倍，这样能够比较轻松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方面。就我来说，早在八十年代，我做导游的时候，当时国内工资每个月才八十块，但是我当时做一天导游就是五百法郎，相当于七百五十人民币，也就是说做一天就相当于当时国内一般人大半年的工资了。这完全是我靠着外语，不断努力不断奋斗的结果。

第二，能够因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得到他人真诚的尊重和认同。

第三，学习一门外语，比如法语，是对两种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够在当今联系愈加紧密的世界上，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理解，顺利沟通，这实在是一件让大家都满意的事情。

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坚信一点，认真地学一门外语，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在不同的层面上扮演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交流沟通的使者，扮演好社会需要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过上体面生活，实现精彩的人生。

用所掌握的语言知识来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让共处这个星球上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这也是一种体面的生活。

期待和大家的继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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