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h Piaf的演绎之路

这一年，她拍摄了第一部电影，Jean Limur导演的La gar?onne，几个月后又是第二部电影Bobino。40年，她与戏剧演员Paul Meurisse同居Paul教会Piaf很多东西，特别是如何得体地处理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剧作家Jean Cocteau为他们两度身编写了一部话剧Le bel indifférent，在夫婿及Jean Cocteau的帮助下，Piaf的表演获得极大成功，这部戏也激发了她对戏剧的兴趣，展现了她的表演天分。

随后，夫妻俩一起出演了Georges Lacombe的电影Montmartre sur scène。拍摄过程中，Piaf与电影音乐作者Henri Contet结下了特殊的友情，Henri后来成为Piaf最主要的词曲作者。

当年这只楚楚可怜的小鸟逐渐羽翼丰满了，二战期间，Piaf已经可以勇敢地以自己的方式反抗占领者：她不顾德国人的警告，坚持与犹太音乐家合作并演出。此时的她已经变得成熟，不单指其性格，也指她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她与社会方方面面协调的能力。她巧妙周旋在各种势力之间，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实现自己的意愿。

44年，初到巴黎的毛头小子Yves Montand闯入了她的生活。年过30的她不顾一切爱上了他，并张开翅膀保护这个初到巴黎的乡下小伙。Piaf已经不是小鸟，她成了保护女神和引路人。可能与Yves有类似的幼年生活经历，她对Yves既有情人的爱，也有一种近乎母爱的情感。她为把自己的制作团队介绍给Yves，她让她的“御用”作曲家Henri Contet为小伙子写出了Yves最早的成名曲Battling Joe及Luna park。

她一步步将Yves引入社交界，指导他阅读，交游，使他很快与巴黎融入一体（看到这里，小伙子们都动心了吗？）。45年，她与Montand合演了电影Etoile sans lumière。

在45年以前，Piaf只有一首有影响力的歌曲是由她自己填词的，那就是La vie en Rose（Louiguy作曲）。这首歌曾经被她周围的人认为意识太超前，不会受欢迎，但结果是如今这首歌已经几乎成了Chanson（法语单词，“歌曲”的意思。港台将其翻译成更加美感的“香颂”）的代名词。

46年，Piaf注意到年轻的创作歌手组合Cmopagnons de la Chanson，她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干。为自己与Yves着想，她设法将他们网罗到门下，专为她自己和Yves写歌作曲。在她的促成下，发行了一张专辑Les trois cloches，Yves借此获得1百万张唱片的销量……但不知什么样的原因，这一年，她与Yves莫名地分开了。也许是她预见了Yves不可限量的未来，所以选择了悄悄地离开……

在我所听过的男声的La vie en Rose的版本中，Yves的和美国黑人Louis Armstrong的两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

也许是为了散心，也许是为了摆脱过去。47年她第一次赴美国开演唱会，将Cmopagnons de la Chanson也一并带了过去。

这次新大陆之行对Piaf实在是一次挑战，在纽约Playhouse最初的几场演出只能算失败，美国佬并不了解这个女人，当然，语言也是理解的障碍。不过她决定继续留下来，而且把演出场地也搬到了曼哈顿（Manhattan）。她越来越成功，渐渐打开了新大陆市场。当然她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她与演员、歌手Marlène Dietrich成为了终生的好朋友，同时与著名拳手Marcel Cerdan堕入情网。这段拳王与歌后的爱情故事成为47年大小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

Piaf与Cerdan的幸福是充实的，那时，她与Marguerite Monnot合作为有情人写下了著名的香颂：L'hymne à l'amour——她的又一首不朽的经典。

但厄运似乎总不愿远离这个不幸而成功的女人，49年10月28日，Marcel Cerdan突然因空难而故去，传奇变成了悲剧。这次巨大的打击使Piaf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真正地解脱出来……回顾往事，她爱的男人，总是被一股神秘、意外的力量从她身边被夺走。她变成了神秘主义者和宿命论者。

不过，这个坚强的女人并没有停止工作，50年她返回巴黎，在Pleyel继续演出。这一时期，年轻的词曲作家Charles Aznavour成了她身边的“全能人”：她的秘书，司机和知心人。事实上，自45年起，她就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帮助CHARLES，只不过她没有象帮助Yves或Les Compagnons de la Chanson那样提携Charles罢了。但忠实的Aznavour依然对她念念不忘，为她写下很多优秀的歌曲。

1951年，Piaf再次找到了新的保护人——年轻的美国舞蹈演员兼歌手Eddie Constantine。但这段故事仅仅维持了7个月，神秘事件再次发生：这回是她自己，她连续遇上两起交通意外，其中第二次差点要了她的命。治疗过程中，她染上了毒瘾，自此再也未能从这个可怕的嗜好中挣扎出来……

连续的打击，使她沉迷于毒品与酒精，这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她似乎想借婚姻改变命运，1952年7月，她与歌手Jacques Pills举行了她一直梦想的第一次正式的婚礼。婚后，他们双双赴美演出，她演出了新婚夫婿Jacques Pills为她写的几首作品。这是她第5次赴美演出，当然，当年让她打开新大陆之门的Le Versailles那里依然是必去的。

这一年她经历了几次毒品不良反应，身体情况非常糟糕。但也在这年，她达到了她个人艺术事业的最高峰，巡回演唱会不断。她糟糕的身体几乎拖垮了她。53-54年，她不得不闭门修养。但是，当55年接到在奥林匹亚剧场（所有歌手的圣地）的邀请后，Piaf再次焕发出令人惊奇的激情和能量，这次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鼓舞了她继续演艺事业的信心。

58年再次在奥林匹亚演唱会上，她演出了她另一首重要作品Mon manège à moi。之后，她认识了歌手、曲作家Georges Moustaki，9月她与Georges竟然又一次遇上了严重的交通事故……随后，在纽约的演唱会上，Piaf倒在了舞台上。似乎预见来日无多，她拒绝了朋友们、医生的建议，坚持60年的奥林匹亚演唱会照旧进行。

Piaf的玫瑰色人生还未结束，61年夏天，她结识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Sarapo（希腊语“我爱你”的意思），这个希腊歌手陪她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这年7月，她在祖国法国接受了“终身成就大奖”。62年9月25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为全巴黎演唱了Le Jour le plus long，她的光耀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