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奥里维,我从中国来

 冬季。 

有一天,我在一张海报上发现西布列塔尼大学有位闻名法国的罗兰研究专家,名叫Bernard Duchatelet。当晚我去听了他的演讲。这次演讲主要谈他的新书《Romain Rolland tel qu'en lui-même》。在演讲开始之前,我有意坐到了Duchatelet先生后面,并递给他一张纸条。大意是,我因克利斯朵夫从中国远道而来,并署了一个法文名字“Olivier”。看得出Duchatelet先生很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远在中国的年轻后生,所以漂洋过海,抛舍家园,竟然是因为在十年前无意中翻开了一本名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小说。 

 由于当晚来的人比较多,我们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转天,我如约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在我们兴致勃勃地谈完奥里维以及甘地后,我向他推荐了傅雷与胡适。遗憾的是他对胡适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当然,这在我预料之中。在法文版的《大百科全书》里,“胡适”条目下只有短短几行,说到底在欧洲人眼里胡老夫子不过是个“提倡白话文的中国人”,而且编撰者误把胡适的老家从安微搬到了上海。 

 奥里维是克利斯朵夫的朋友,同意大利人葛拉齐娅一样,在克利斯朵夫告别狂燥、走向智慧的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茨威格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曾写到,奥里维是法国文化的精华,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优秀力量的新秀一样。智者被强者提高,强者被智者净化。这种相互的喜悦对两个民族来说是一种象征。他们的理想共同构筑了一个最高的理想。它把西方的两个翅膀联系在一起,让欧洲精神自由地翱翔于血淋淋的过去之上。奥里维把从行动中抽出的所有力量都转到了思想上。他生产思想,而克利斯朵夫则生产活力;他不想改造世界,而是想改造自己;他满足于在自己身上进行责任心的永恒斗争,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

在出国之前,我曾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胡适全集,从此深爱胡适,并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将胡适喻为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无人可以将他击倒。胡适晚年的觉悟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奥里维则说,“我不愿意憎恨……我愿意公正地对待我的敌人,在一切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 同样,罗兰在给爱弥尔·维尔哈伦的通信中也写到:“不,您别憎恨,您以及我们都不应该仇恨。我们反对仇恨甚于反对我们的敌人!”令人悲伤的是,在一次五一节的游行示威时,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被卷进了群众同警察的搏斗,后者在一片混战中受伤而死。

 那天下午,我与Duchatelet教授大概谈了约一个小时,语言的隔阂让我们的交流缺失灵感,法国知识界对中国的胡老夫子一无所知同样让我对汉字江山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