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在校园里杀死一位秘书，刺伤三人。当天晚上，法国电视台将这一惨剧作为突发重要社会新闻播出。次日各大报纸也报道了这一消息，但头版既无提示，消息本身的标题也未点明凶手是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什么炒作的意图。

这既有电视与报纸报道方式上的区别(电视侧重抢新闻，而报纸不能以快取胜，相对侧重深度和厚度)，也有案情调查进展的原因：当天晚上司法部门初步确定行凶的中国学生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丧失辨别能力)，他被关进精神病人看守中心。如果专家的诊断再次确认中国学生患有严重精神病的话，司法部门即不再追究行凶者的刑事责任。从案发次日起，此案的报道即转向如何加强对危险的精神病人的控制和管理。

这起校园凶杀案发生后，曾有中国留学生和华人担心法国人会大做文章，影响法国华人的形象和处境。现在看来，这似乎多虑了。不错，每次发生精神病人行凶案时，媒体的报道总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情绪化反应，但也仅此而已。应该说，法国人对这类现象总的来说并不大惊小怪，表现得比较成熟。这也许跟欧洲的历史文化有关。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欧洲的基督教传统基本是排斥精神病的，认为是灵魂出了问题。《圣经》将疯子跟不信上帝混为一谈(“疯子在心里说上帝不存在”)；中世纪前期，教会曾将精神病人纳入怜悯和关心的对象，但随后又恢复了“正统”，将精神病视为鬼魂附身，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法“驱魔辟邪”，以此“拯救”灵魂。

走出中世纪之后，这种观念并未得到真正的改变。近代社会采取的往往是监禁隔离的办法，疯子被视为耻辱，常常跟穷人、罪犯关在一起。最极端的做法当属纳粹德国，有资料称纳粹政权处死的精神病人至少在10万以上。据信，二战时期向德国投降的法国维希政权也采取近似的做法，虽无直接处死精神病人的证据，但以虐待手法(任其饿死、冻死等等)致死的达4万多人。

历史的教训使得当代欧洲人能以比较理性、人性的眼光看待精神病现象。

从医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人认为精神病并非灵魂出了问题，而是人的头脑出了毛病 (如古希腊数学家毕塔戈尔的观点)。古罗马人西塞罗(著名演说家)认为学问有助于防止或治愈精神病。西拉努斯(Siranus，公元93年至138年)则认为与精神病人交谈可以有助于治疗，至少可以减缓或减轻症状。

从这个角度看，他也许可以视为心理治疗的先驱。但中世纪以后，由于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驱魔论”一直占统治地位，很难说有严格意义上的医疗。二十世纪以来，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并重逐渐在精神病治疗领域获得普遍认可。

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学说侧重于挖掘人的潜意识领域，旨在揭示作为个体的人潜意识的生成、压抑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之行为之间可能的联系，同时避免对所谓“正常”和“不正常”定一个主观的绝对标准。他的理论虽非价值判断，但对二十世纪心理治疗重视精神病的复杂性及以既理性、又人性的眼光去研究治疗有极大的影响。

就精神病的复杂性来说，医生侧重的是个人、家族生理及精神方面的特性，但学者们并不因此而忽视精神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许多研究都试图证明这类关系，比如危机时期自杀率明显上升等现象，表明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是与人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甚至有“疯狂的时代造就疯狂的人”这样的说法。

就法国来说，近年确实有严重精神病患上升的趋势，但就我所知，尚无将社会环境演变与精神病患上升联系起来研究的结论。据卫生部门的研究和统计，法国精神分裂症患者约有30万人。2005年必须送进(关进)精神病院的患者达11400人，与1997年相比增加了32%。

治理精神病成为政府的一大任务，从2005年至2008年，法国为“精神健康规划”拨款达15亿欧元。严重精神病患涉案现象日前也引起重视。据司法部门统计，2005年受到刑事指控的51411人中，有212人经诊断患有严重精神病，免于法律制裁。由于多次“疯子杀人”的“轰动效应”，政府为了表示保护民众的决心和意愿，于2008年底宣布特别拨款7000万欧元加强精神病看守中心的安全措施，防止危险患者出院伤人。无奈，这类事件防不胜防，本次中国留学生校园凶杀案即为最新的例证。

近年来，有关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常常见诸报端。我没做过这方面调查，不能贸然评论。不过，从一般逻辑出发，是否可以说，在海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现象的一种折射或反映。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变时期，什么样的事情都有，而近年出国的年轻人也大幅增加，从比例上看，发生一些事情也并不出人意料。

当然，今天的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与上一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也不一样，在出国之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精神方面是否能经得起压力和冲击，也许是准备出国的青年、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师长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