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近几年，因为《莫斯科日记》出版的缘故，在寻访罗兰时，我时常心事重重。1935年，接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与妻子玛丽访问莫斯科一个月，写下对苏联略有微词的《莫斯科日记》，却在原稿标题下注明要求封存半个世纪，惟恐《日记》被苏联的敌人利用来攻击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军队将至，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把俄国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与罗兰的小心翼翼不同的是，法国另一位作家安德烈·纪德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直言不讳。对照两本书，有人因此得出结论：纪德不失知识分子良知，而罗兰的人品让人怀疑。

罗兰已矣。六十年过去，独坐罗兰墓前，更觉历史过于无情。长眠地下的罗兰已无法为生前的事作任何辩解，那些曾经热爱罗兰的人又何必因此神伤——对于现实与历史，以我们有限的人生究竟能了解多少真相？如雷颐先生在《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一文中所说，胡适的幸运在于“天假以年”，历史给了他反悔的机会，而早在1944年就辞世的罗兰无此“机会”，所以对苏联自始至终充满了感情。认识一种社会的本质并非易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从罗兰的墓园出来，我如释重负，于是和妻子商定连夜赶回克莱蒙西小镇。我们不太指望能搭上谁的车了。推着女儿的小车，我们沿着Breve的乡间公路慢慢地走着，仿佛在江南的乡下散步。远处的山坡，开满了向日葵，无数金色的花瓣，穿透了夜色，宛如灯盏。

星空之下，夜幕四垂，低头看着在一路颠簸中沉入梦乡的女儿，其实，十几年来，我不知疲倦地寻找罗兰，又与罗兰何干？
 

2004年10月22夜 巴黎 米哈博桥畔

载《南风窗》、《新华文摘》